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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按：《偷羊记》是当代著名小说家于洋的最新力作，授权杀猪网独家刊登，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如有平媒需要发表，请与杀猪网CEO安东联系；如有出版社欲联系出书事宜，请与于洋的经纪人安东联系。

    偷羊记
    □于洋

    从小我就梦想着成了不起的人。
    小学五年纪之前是梦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像岳飞、赵云、杨六郎谁的。上课的时候就是我的英雄之旅，尤其是一上数学课，我便魂游幻境，头系鹦哥绿护项扎巾，身穿八宝狮蛮青铜锁子甲，斜披绵缎子绿征袍，大红中衣犀牛皮的战靴，胯下赤兔马，手中提着方天画戟，从瓦岗寨杀到朱仙镇，从长坂坡杀到金沙滩，戟挑金兀术箭射宇文成都，呼啸疆场煞是拉风。
    只是打来打去总会遇上一员女将，这位姑娘不过十八九岁，长着两道柳眉一双杏眼，鼻似悬丹唇若涂朱，面色白净，白里透红。身体苗条高矮适中，真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头戴一顶七星花萼子盔，身穿柳叶连环黄金甲，足蹬一双小巧玲珑牛皮靴，跨骑一匹粉点桃红马，手端一口描金镶翠秀绒刀。真如仙女临凡，嫦娥再世。
    我与她打呀打、打呀打，最后两马相错，姑娘长臂轻展将我拽下马来，挟在腋下，掳回营中。
    后面的事有点乱，那姑娘死乞白赖的非要嫁给我，按说吧，我与她本是势不两立，这事万万答应不得。不过吧，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声泪俱下的，弄得我很被动，正犹豫着矛盾着痛苦着，下课的铃声响了，就忙着赢玻璃球去了，如此反复，直到我上初中了都没有决定下是否要娶她，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实在想不来娶了她有什么用。
    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想成为许文强、马永贞，就和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斧头帮，后来与邻校的十三太保约定月圆之夜在紫禁之巅决斗（我们学校旁边一个小山包上）之时，被治安巡逻队给抄了，挨了一顿耳光后被送到学校，被老师用桌子腿打了二十大板后又被老爸领回了家，又被军用皮带抽了个半死，从此解散了组织，江湖不再。
    后来长大了，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富人，李嘉诚、王永庆之类的，读书的时候就去倒服装、摆地摊，毕业后卖烤肉、做传销……最后把我爹妈攒了半辈子的钱折腾了精光才明白自己压根就不是块经商的料。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名人的梦想，于是我决定去当一名演员，一年冬天，我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靠活”，心想：虽然咱没有葛优长得帅，但咱比他有才呀。我顶瞧不上葛优这种偶像派的，做演员就要做实力派。

    在北京当演员的那段时间里，我与苏有朋、林心如、赵薇合演了《还珠格格》，那是我的处女作，您可能没注意我，我在里面演了一位大臣，就是迎接什么香妃的时候，站在皇帝后面第六排左手数第五位那个。戏份是少了点，不过第二部戏就好多了，是和温兆伦合演的一部反应澳门百年风云的连续剧，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很有历史底蕴，里面我有场动作戏：作为路人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癸）我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便抱头鼠窜。
    这段戏看似简单但其实很有内涵，因为是拍澳门的事，所以我应该是个南方人，我把自己设定成一个潮州人，潮州人有不服输的性格，因此在听到枪响后，我没有像个普通人那样被吓得抱头鼠窜，而是惊吓中加了一点倔强、在躲藏中加了一些机警，我甚至朝枪响的方向骂了一句：“蒲你阿母。”
    我认为，我的那一声怒骂深刻地反应出了一个生活在万恶的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劳动人民对苦难命运不屈的抗争，当我将这层意思告诉了那个对着我拼命喊“卡卡卡卡”的导演时，他将我赶出了剧组，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怕我抢了温兆伦的戏。
    他们不仅没有付给我出演费，甚至连盒饭都没有给我吃，我一个人游荡在北京寒冬的街头，又累又饿，而且还不知道今晚能睡在哪里，我举起双手仰天长啸：“老天，请给我一点指示吧！”
    突然一阵寒风吹来，一张纸刮到了我的手上，我抓住拿到眼前一看，竟是一张被撕下的书页，在这张有些残缺的纸上我看到这样一些话：
    “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我豁然开朗。

    我想既然老天爷都指示了，恐怕很快我就会声名雀起，腰缠万贯了。哼哼，待那时，就可以把犬齿拉长了，再弄个大尾巴套在臀部招摇过市，到时候，我嚣张别人当作狂放；我无耻别人说是不羁；我下流别人当作风流。
从此我就开始琢磨怎么写小说才能一夜成名，最好的捷径就是模仿国外文学，他把自己变成了耗子你就把自己变成绿毛龟；他弄个孩子长不大只会尖叫着敲铁鼓你就弄个孩子是白痴只会喊爹爹爹。只可惜，我看到国外文学就头痛，因为我总也记不住那些个拗口的名字，翻过十页后就记不清谁是谁了。那部已经被抄烂了的《百年孤独》直到三天前才看完。
    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大道通罗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电视剧给了我灵感，听说清朝有戏，就翻出它祖宗十八代，说完皇帝说太监说完太监说奸臣说小丑，正说完了就戏说戏说再正说，只要热闹，怎么说都成。可问题是我历史学得不好，清朝上面是什么朝代我就弄不清了，但总说清朝的事吧，好像也不合适，想当年多少先烈抛头颅撒热血就是为了要驱除鞑虏，如今却整天皇帝万岁皇帝英明的，太反动。
    思前想后左查右找终于被我发现了一条简单易写老少皆宜的路子：家族故事+个人隐私，顺便披露一下某些公众人物一些不为人知却人人想知的龌龊事。比如曾经流行过一本书，是个名人之后名人之友名人之前妻写的，就很火，这个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混迹文化界有钱有势却满口脏话的优雅女子很受人欢迎。满嘴脏话也成了优点，说是这叫率真，为什么我满口脏话就被斥之为粗鄙，我真是太羡慕她了，所以我也决定要写部这样的一本书，可以叫《我不正常的性生活》，把包括身体写作等所有流行元素全加进去，看它火不火，那时候，咱也可以像泰森一样了——连强奸欧斗之类恶行都变成了让人崇拜的资本。
    只是，我想来想去才发现，我的家族史真没什么让人想探究的，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祖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很农民，老实巴交战战兢兢不敢言政无力为商只盼老天风调雨顺多收点麦子，窝头能管够，然后烧个热炕头过个没花样的性生活。我爸倒是个党的干部，一位中国海军前少校，抗过枪但没打过仗，上过军舰但没开过炮，几十年的军人生涯连次实战演习都没经过，这不稀奇，因为他大部分的军履生涯是负责修军舰修枪械的。他能升为少校并把我们带出了农村（这是他颇骄傲的一件事）不是因为他有多大本事或立过战功，而是因为他总是对长官说“是，是的”。转业到了地方一直在工厂里做着三四把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母亲像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一样，过着庸庸碌碌遵夫护子的生活，不说她姿色平平传统保守，就冲她每每在我犯错的时候都护着我，我也不能拿她说事儿。我有个妹妹，长得像一个台湾演员，本应该有些故事的，可是你认为一个初恋谈了五年至今日，并计划结婚的女子会有精彩故事等着你听吗？我自己倒是还有些故事是大家想听的，比如我在斧头帮那段让大多数人心惊肉跳的生活，但社会主义文学拒绝暴力和色情拒绝为反面人物著书立传，我可不想写上个几万字，最后给自己弄出个呈堂证供。但如果有出版社肯用财色诱我，我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曾经很是恨过我的爷爷，恨他不爱国没骨气，小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他竟然没能挺起胸膛上战场；恨他没觉悟无立场，没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国民党特务做斗争；更恨他缺乏男人的乐趣，比如说对枪械和武力的喜爱，否则他生逢乱世就算站错了队伍，到了今天我也会带着不可告人的喜悦和来自海峡另一边（或大洋彼岸）的他泣声相拥。
    他死的时候我还没恨他，因为那时我还没无耻到要从祖辈身上榨油的地步，更主要的原因是我那时刚上初中，还小，还单纯。那天是大年初五，我正在同学家打牌，我妈找到我说：你爷爷老了，跟我们回家。我感觉很扫兴，从小到大我见过他的次数有限，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一百句，所以我认为还是打牌更重要些，但我不敢说不，那时我还没学会对自己的长辈或者是外形大过我的人说“不”。现在敢了，都敢和美国说不了。
    坐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后，我见到了我一生都忘不了的场面，而这次经历让我开始害怕死亡，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给活人所带来的一切。一路上本不见得多悲伤的母亲一进院就开始嚎啕大哭，我爸没有嚎啕，但也变了脸色，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两人的悲伤究竟是一种仪式还是因为环境改变心情。我的姑姑伯伯们一进门的嚎啕声更是撕裂了我的心肺，不是被感动了，而是被吓着了，要知道，三天前他们还在为谁来抚养两个“老家伙”大打出手。一个旁系亲戚拉着我的手说：给你爷磕个头去。我就走到屋里那张躺着我爷爷的门板前磕了一个头，头是碰了地的，很响。跟感情无关，我看电视学来的。男人们忙着送殡的事宜，女人忙着哭喊些能表达自己是个孝顺女儿或媳妇的词，没人再理我，我走到院子里，坐在一张梯子上看人们表演。我玩弄着一根稻草对站在我旁边的表姐说：都是装的。大我一岁的表姐勃然变色，我这才发现此刻哭得最起劲的是她的母亲。后来那些前几天大打出手的兄弟姐妹们扶着门板嚎啕着把他们的父亲送上了拖拉机，街上全是人，个个表情凝重，我知道，这些人没有别的表情是因为除此之外的表情是要挨揍的。尽管此情此景对他们来说和马戏团进村没什么分别。
    骨灰从县城的火葬场拿回来后，依例是还要让亲朋好友缠绵一番才能下葬的。一个叔叔叫我说：过来，你爷爷回来了，再看他一眼。我讪讪地走进屋，抬头，蓦地大惊，寒毛直竖，我看见我的爷爷正站在我面前慈祥地看着我。在我几乎要失声尖叫的时候才意识到那是我爷爷的弟弟，一个中年丧偶年近八十却因猥亵妇女被判了劳改但因老迈而保外就医的，亲戚朋友全不搭理他的老混蛋。他那样慈祥的看着我，不语。我突然很想哭，这时旁边又有人让我对着骨灰盒磕头，我就磕了，但头没触地，因为那样很疼。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叔爷后来怎么样了，可有一点是毋庸质疑的：那之后他活着和死时都很凄凉。就连他的儿女都像躲瘟疫般地躲他。但这个老农民叔祖能鼓起勇气干了那么件本在情理之中却又惊事骇俗的事终还是让我脸上有光的。
    关心老年人的性生活与你的面子是有关系的。

    我爷爷死得那天我哭了。在其它人上山埋葬他的时候，我留下来陪我奶奶，她的儿女们表演的时候她一直很漠然，一个人盘腿坐在炕上像一尊风化了的雕像。我坐在她旁边想着我的寒假作业，她握着我的手，目光透过破碎的窗纸透过明媚的阳光，嘴开始抽搐，全身开始颤抖，泪流满面，我听不真她喉咙里滚动着的言语是什么，后来的回忆中，我认为她在说：你怎么就先走了？
    我就在那个时候哭了，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哭是因为：被一个和她朝夕相处了六十多年的人突然抛弃后的悲痛、悲愤！我以为她是害怕。几天前她的大儿媳折断了她的拐杖请她这个老不死的快点去死，此刻她不得不为她的未来担忧了，就像那天我为自己的寒假作业还一字未动而担忧一样。我很可怜她。
几天后，她住到了我们家，一个月后她死在了我床旁的一张小单人床上，我相信，她很想死在炕上，那张和另外一个人睡了六十几年的炕上。

    多年后我和我的妹妹坐在北京广播学院院子里的一张长椅上，聊起这些往事，我看着她的眼睛忧心重重地说：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
    说这话的三天前，我在一个叫日光城的地方，见到了一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去那个地方并不是因为它神秘的传说和美丽的风光，就是因为它被称之谓日光城。像所有的愤青一样，当年的我总以为自己行走在黑暗中。
马原是我迄今为止面对面见过的最有层次的名人，虽然我见过比马原更有名气的人，但都是一些通俗人物，演艺圈的，就不好拿出来显摆了，省的人家说我浅薄。其实我与马原没说上三句话，他说自己高原反应厉害就去另屋休息了，我就没好意思再打扰，后来屋子里一个美丽的女人说有些文学的问题要请教马原老师，也上那屋了。我知道这么描述是不道德的。事实上那女人真的是去请教文学问题的。当然了，此时再做解释怕要越描越黑了。
    在见到马原之前，我一直以为文人和圣徒一样，课本中是这样教的。见到马原是在西藏一个诗人的家中，那天，像传说中一样，诗人家中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有其他作家、摄影师、画家、记者……他们喝着四川的一种啤酒聊着文化与艺术，我乖巧地坐在角落里，两只耳朵支棱着，双眼放着光芒，像只刚能奔跑的豺狗看着一群猛兽们在荒野中纵横。直到他们聊起了荤段子。我倒还没幼稚到以为师长们就不拉屎不交媾，但我想在他们聊生殖器与生殖器之间的摩擦行为时抽空谈谈我的文学梦想也算是一种谦卑吧。所以在一阵放浪的笑声要收尾时，我羞涩地拿出几首我写的诗，对其中一位说，贺老师您看过我的东西了，能给点批评吗？屋里刹那间寂静了，人们低头喝酒剥桔子。贺老师愣了片刻，看了看四周，突然笑了起来，说，你的东西？哦，你的大你的粗。众人的狂笑如飓风呼啸着将我所有的幻想与敬畏一扫而光。我笑了一声，喝光了一瓶啤酒，站起身说，我要干你们。
    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自己的不合适宜与狗肚鸡肠，不过也无须愧疚，那时——人家还小嘛。“人家”就是“我”，这个词儿很奇妙。那天最后还是对打了，我一对二及一个拉偏架的，我没学过南拳也没学过北腿，所以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几年后人们把去过西藏当成牛逼的资本，我却不和他们叫劲的原因。我被打出了西藏，好在我和北京有关系，我的妹妹在那儿，于是我又去了北京。
    我一直认为我和那个叫于丹的女子的交往是从那一天才开始的，尽管这之前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近二十年。因为那天她请我吃了饭，还借给我钱，最重要的是，她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还不至于听到一句带有安慰性质的话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但于丹的话让我知道至少这世界上还有个人对我抱以希望。

    于是我就雄心万丈地去了画家村，我以为艺术家们会懂得一个破落的文艺爱好者。
    画家村本在圆明园，画家村里不都是画家，诗人、行为艺术者……一群游荡在废墟边缘的人。我从未在夜里去过圆明园，但每提起这个名字，我总是以为自己看到：浓雾漂游在残垣断壁间，圆月挂在白玉立柱的端头。但那时画家村的居民已经分散到通县的各个村落了，据说不是自愿的。我连续几日都在风沙中穿行于通县的村落之中，没有人肯留我在他们家过夜，即便是吃完我买的猪头肉喝光了我买的二锅头。理由是有人盯着他们，而我看起来又像个危险人物。我想这所谓的“危险”是因为我总谈艺术与文学吧，有很多人以文学艺术为名为非作歹，真正搞文艺的总谈酒肉与性生活。
    其实未能落草通县以艺术为生不是因为艺术家们对我的怀疑，要想和他们打成一片还是容易的，酒和性在这之前是咱的专业呀，毕竟年轻的时候咱在斧头帮待过呀，但我实在没有勇气以崇高的理想为名胡作非为。那需要一种超然世外睥睨众生的大无畏精神，非常人所能。内地黑道不拜关公，但我仍然敬天地畏鬼神。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去当了演员，而后又得老天爷的指示要当个作家。当作家还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当作家你首先得有家，不然怎么坐家呢？其次你要有饭吃，这是个脑力活，累得很，吃不饱饭干不了这活儿。所以我去了海市，一个儿时的朋友在哪里开了个饭店，即有个住的地方又不愁饭吃，也算是万事俱备只欠动笔了。
    朋友很是仗义，二话没说就收留了我，就是听说我要写小说很是诧异，他说：“我记得你斗大字识不了一箩筐呀？”
    我说：“老天定的，老天定得还不够我臭屁的呀。”朋友也是敬天畏神的大善人，听说是老天定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人家饭店里白吃白喝的也不是回事，就帮忙干些利索能及的活，先是帮忙送外卖，没几天送外卖那小子辞职了，后来又帮忙当服务员，没几天服务员也辞职了，我对朋友说：“可别让我去帮忙炒菜呀，不然厨师也辞职了。”朋友说：“可不要你炒菜吗，连着亏损好几个月了，发不出工资，全跑了，就剩咱们俩相依为命了。”
    从此和朋友两个人又当厨子又当服务员，自然就没有时间写作了，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说：“可能是老天爷以当作家为幌子，把你引到这里来，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你的宿命应该是个厨子。”
    我说：“不应该呀，老天爷也玩这招？”
    朋友说：“你以为呢，要是直截了当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俗人，这辈子也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了。哦，你一听，没劲，一头撞死了，这世上岂不就少了一个厨子。”
    我琢磨着朋友的话，一时也转不过弯来，后来自言自语道：“莫非是为了让我体验生活？”

    因为我做了厨子，所以到饭店吃饭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吃饭的人少了，我们能买的菜越来越少。有一天朋友对我说：“买不起肉了，也没人肯佘给我们了。咱们这饭店看来是开不下去了。”我一听就急了，饭店倒闭了我就没地方住没饭吃了，我怎么当作家呀，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头，我说：“前两天去西部那个厂里送盒饭，我看到他们居然在后院养了一群羊，咱们去偷他一只羊，少一只羊我估计他们也看不来，天这么冷，咱弄个大锅羊肉汤，肯定火。”朋友眼睛一亮、一拍大腿道：“好主意，今晚就去。”
    月朗星稀，寒风呼啸，路上一个人影也不见，我和朋友来到那工厂的后墙外，那里是大片大片的麦田，朋友让我望风，从墙头翻进了羊圈，捆了一只羊，打开后门，扛在肩头就跑，边跑边喊：“你把门关上。”
    我从踏上偷羊路之时，心里已经忐忑不安，我想我是一个作家呀，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我便开始想象万一偷羊时被抓，或者以后这件事败露了后将要面临的场景，我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分为两个场次六个章节一一在脑海中演绎，待到了羊圈跟前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相信我的想象接下来就要一一应验。当朋友扛着羊狂奔叫我关门的时候，我脑中一炸，门也没关便撒腿狂奔，没几下就超过了朋友，一言不发在他前面狂奔，朋友在后面喊：“我操你大爷，你帮我抬抬呀！”
    这时我才回过神，转身迎回去，朋友把羊撂在地上气喘吁吁，我抓起羊的前蹄说：“快跑呀。”刚说完，突然看见一群羊从不远处高大的围墙内蜂拥蹿出，在麦地里四下逃窜。
    朋友说：“傻B，你没关门？！”
    我刚要说话，听到有人在墙后喊：“羊跑了，羊跑了。”
    我撂下羊就跑，朋友也撒腿就跑，边跑边喊：“傻B，你没关门！”

    残雪在圆月的反照下闪着清冷的光，一片黑幽幽的麦地上，两个穿着黑夹克的人和一群洁白的羊撒了欢地奔跑，远处寒风中断断续续传来“站住偷羊的”的叫喊。
    我一路飞奔，心中起誓：“别抓到我别抓到我，今天能跑掉我就写篇小说叫偷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