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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客儿与肴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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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文夫写过一篇《屋后的酒店》,说苏州在早年间有一种酒店,是那种地地道道的“酒”店,这种店只卖酒不卖菜,或者是只供应一点豆腐干、辣白菜、焐酥豆、油汆黄豆、花生米之类的下酒物,算不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菜”。

    这种店,青岛至今仍有。最正宗的啤酒屋,夏天时,门口浩浩荡荡堆着几十个银光闪闪的啤酒桶,可绝对没有菜,逼仄的小屋里,一张方桌几个小凳,酒客儿们团坐一席,每人面前摆一个透明的菠萝杯,用话下酒,聊几句,喝一口。酒客儿们看不起边吃边喝、尤其是菜比酒多的人,叫他们“肴客儿”,意思是说他们是来吃的,不是来喝酒的,语气里透着蔑视。

    “君子在酒不在菜”,这是中国饮者的传统观点。如果一个人喝酒还要考究菜,那只能算是吃喝之徒,进不了善饮者的行列。对于爱吃的人,现在有个好听的名词叫“美食家”,而在早些年,是不怎么受待见的。食不厌精,代表着物欲;与之相反,喝酒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善饮者的知名度历来都是很高的,李白就曾经写过:“自古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世俗生活里,倒没有那么高尚。喝酒不吃菜者,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习惯使然,的确是以酒为乐,看不起肴客儿。我有个朋友,早年浪迹江湖,灯红酒绿,却最中意古龙笔下那些落魄的小酒馆,那些在深夜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的路边大排档,李寻欢在那里买过醉,萧十一郎和风四娘在那里喝过重逢酒,酒后大笑着拥抱,又是一场别离。他的梦想是开一间中式酒馆,卖玲琅满目的白酒,酒管够,但每桌只有四碟下酒的小菜,只是点缀。

    另有一种,则是经济使然,小酒馆里的酒能有多贵,菜就不同了。早些年经济不发达,青岛的啤酒屋里,有人用钉子做下酒菜——听起来很惊人,说起来有些凄凉。不是真的吃钉子,而是出门时兜里揣一根钉子,到酒馆喝一阵,嘴里没味儿了,问老板要一小碟酱油,用钉子蘸上酱油,放到嘴里嘬一下,相当于吃了一口菜,然后又能喝上几大杯。也有蘸盐的,道理一样。与李白这样的酒中仙不同,普通的酒鬼多是落泊而颓唐的。钉子下酒是老一辈的酒客儿讲给我听的,无缘得见,我倒是在啤酒屋里见过就着一串烤肉喝七八斤啤酒的老人,邀他同席而坐,想让他过来吃点菜,他笑着摇头,津津有味地细嚼那一串肉。酒鬼也是骄傲的。如今,那种不提供菜品老式的啤酒屋越来越少,我家楼下尚存一家,每天上午开始,几个老头就坐到一起,如上班一样开始准时喝酒,一丁点下酒的菜也都是自己带的——松花蛋,香肠,最常见的是花生米。花生米是最佳的酒伴侣,一来口感相宜,二来物多价廉。青岛人在酒桌上管花生米叫“扛叨”(青岛话里,夹菜叫叨菜),意思是不管怎么“叨”,盘子里老不见少。

    关于酒客儿和肴客儿,有个精彩的故事。说一个爱喝酒的老翁,喊隔壁青年同饮,下酒菜是一只蚂蚱。青年啜一口酒,掰了根蚂蚱腿吃。老翁不悦,说:肴客儿!唯知吃菜!我喝了两顿酒就舔了几下,你上来就吃了根大腿!青年惭愧而去。第二天又喝,青年不敢再吃,不料喝了几杯,老翁又怒,说:肴客儿!今后不与你共饮!青年喊冤,老翁说:我喝一杯酒,只看蚂蚱一眼,你一直盯着看,不是肴客儿是什么?青年又惭愧而去。第三日再饮,青年连看也不去看蚂蚱一眼,熟料老翁又骂:肴客儿!再也不跟你喝酒了!青年大惊,问何故。老翁说:你从坐下开始,只顾闷头喝酒,一言不发,肯定是在琢磨吃菜的事!小伙崩溃,从此再不来找老翁喝酒。你看,酒客儿和肴客儿,本就不该同席而坐的啊。

    【文:安东;摄影: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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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哥

     

        旦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拿他的名字调笑。旦哥艺名宋不文,本名宋旦华,据他说,他的名字本是“诞生”之“诞”,报户口的时候,派出所民警学识有限,顺手给写了个更简单的“元旦”的“旦”。呜呼哀哉,从此之后,华诞变成了松花蛋。

        旦哥瘦骨嶙峋,长得像个吸毒者,从前在报社上夜班,经常在繁星满天的下班路上就被警察拦住了,伸手一指:“你,身份证!”后来旦哥认识了我们这伙人,从“道友”变成了酒鬼,经常下了夜班之后喊我们喝一场,然后带着一身酒气,似一根竹竿似的左右摇晃着往家走,像极了金庸笔下的色鬼云中鹤。单女妇女见了他,两里地之外就豕突狼奔地逃亡了。警察也对他没了兴趣,一个浑身酒味的家伙不会是吸毒者。吸毒的人对酒没兴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拯救了旦哥——就算他脾气好,可也架不住天天晚上被警察盘问,万一哪天心情不好,没准就成了杨+第二。

        我们在酒馆喝酒,有时会来新朋友,这时我会主动负责介绍:“这位是纯子……这位是咸子……这位是洋子……”到了旦哥那里,刚说到:“这位是……”旦哥就忙不迭地打断我:“叫我旦华就行!”

        有一次,闲来无事,几个人在QQ群里拆字玩。

        学义使坏,说:帮我测一下‘旦’字吧。

        我顿时来了精神:“旦”,上“日”下“一”,意思是一生只能日一次,慎重为好啊!

        旦哥连忙辩解:胡扯,“旦”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

        我没搭理他,又说:“旦”形同“且”,“且”字在古代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但是“旦”字是断开的,说明此人被阉,乃“阉人”之意。

        老柴也掺和进来:“旦”,也可解释为不宜行房事——“日”字下面一具尸,干了就死啊!

        学义说:“旦”字是口被堵上,下面的一横是木板,说明被灭口之后躺在木板上了。

        旦哥很崩溃:“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太阳……”

        这时大熊忍不住了,蹦出来喊了一句:你复读机啊你!

        另有一次,我从网上偶得一个上联,叫“鲁智深撸自身撸至深处鲁自呻”。我把上联发到QQ群里求下联,结果是每个人都用旦哥的名字来对,学义这个流氓写的是“宋旦华送蛋花送完蛋花宋蛋滑”。

        旦哥虽然一直鼓吹自己是下半身诗人,悬疑小说作家,报社首席编辑,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人看起来就很没文化的样子。旦哥唯一一次跟文化扯上关系,还是个误会。有次在酒馆喝酒,谈起了东部刚开的一家书店,叫“蛋花书社”,我们调侃,说肯定是旦哥开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书法家海涛竟信以为真,回家研墨提笔,帮旦哥写了好多张“蛋花书社”的字联。

        虽然我们每次去啤酒屋喝酒,都要开玩笑地喊一句:“老板,来一盘宋旦华!噢不,松花蛋!”可旦哥从来没有生气过,最多竖起中指问问你:“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或者是喝高了之后挨个致敬:Fuck you!Fuck you!当然,这也是没有恶意的,而且从拆字的角度也能解释:“旦”字,上“日”,下“一”,“一”代表一切万物,所以“旦”的意思是:日一切,所以他不停地说Fuck you这句话。

        有句话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后来我就被惊雷给劈了一下。有位朋友,复旦大学毕业的,说起学校名字的来源,说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从《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句选来的。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不就是“旦华”么!原来旦哥的名字来头恁大,让我想起了段誉初识王语嫣,盛赞其名字“语笑嫣然,和蔼可亲”,论文采,可比旦哥的名字差远了。能跟旦哥一拼的,大概也只有木婉清了,她的名字出自《诗经》,“有美一人,婉如清扬”。下一句是:“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说的就是我们跟旦哥的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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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故乡的云,故乡的面

        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南极料理人》。一群科考队员,在花不香鸟不语没有企鹅没有海狮甚至连细菌都没有的南极,除了单调乏味的工作,每天唯一的期待就是好手艺的大厨那花样翻新的料理。有一天半夜,熟睡的厨师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枚如丧考妣的大叔,厨师以为出了大事,结果大叔带着哭腔说了五个字:“没有拉面了……”

        没有拉面了。听起来有些滑稽——这算什么大事呢?可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电影里那个拉面控大叔,自从得知拉面被吃光了的噩耗,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万念俱灰。不管厨师烹饪出多么美味的帝王蟹,也无法抚平他的痛苦。他哭着对厨师说:“我这个人是拉面做的,我的人生没有了拉面就活不下去。”

        这个世界上与人最亲近的恐怕就是食物,不仅拯救人的胃,还能温暖人的心。一茶一饭,看似简单,却是最含糊不得的。日本人对拉面有特殊的感情,吃别的饭时都不出声,唯独吃面,必定要吃出“嗖嗖”的嘬嘴声,以示好吃,否则便是对厨师的不礼貌。

        伦敦奥运会,日本队银牌成堆,金牌却不多。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分析:奥运村里糟糕的饮食是影响日本队发挥的一大原因。日本运动员对此也是怨声载道,说烤肉,“熟是熟了,但是一点也没有味道”;说日式大酱汤,“里面放的东西和日本完全不一样”。倒是没提拉面,不过相信像《南极料理人》里那位大叔一样的拉面控,在日本队里也不在少数。

        英国人在饮食上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在一个以炸鱼和薯条为国食、在一个主妇以会开罐头而非懂烹饪为荣的国家,怎么可能“吃好喝好”?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在《吃懂法兰西》里面写:“我的味蕾在青年时期肯定已经发育成形了,但我想它们完全没有派上用场。食品只是燃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引起食欲的燃料。”直到他后来因为工作去了法国,才发现饕餮之趣:“第一口咬在法国面包和法国黄油上,我那还在沉睡中的味蕾突然苏醒了,一阵痉挛……我失去了我的童贞,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

        在伦敦没吃好的不只日本人,韩国人也对奥运村的饭菜失望透顶,为了能吃饱,他们在去餐厅吃饭时,每个人都会带一桶自备的辛拉面。当然,对于韩国人来说,最钟爱的还是泡菜,两年前的南非世界杯,由于高丽泡菜在空运往南非的途中发生霉变,差点引起韩国队的罢赛。今年的韩国国奥队比较幸运,小组出线之后搬出了奥运村,随队的专职料理师为他们烹饪了泡菜汤和辣炒猪肉两道大餐,吃饱喝足的韩国队也得以大发神威,一举打入半决赛,并最终击败吃不到拉面的日本人,夺得铜牌。相信这枚宝贵的铜牌,一定饱含着泡菜的味道。

        电影《南极料理人》里,厨师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正宗的日本拉面。就像一个节日,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团坐在餐桌前,双手合十道一声“我开动了”,迫不及待地端起面碗,急切却又庄重地吃起面来。这不仅是一餐饭,更是一个仪式。屋外,是变幻莫测的极光,绚烂无匹,可这又如何?此刻,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来得重要。

        故乡的餐食,就如同故乡的朵朵白云,是一根长长的红线,拴着游子的心。对《南极料理人》里科学家是这样,对远在伦敦征战奥运的运动员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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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救生球

          于洋是个充满末世情节的人——或者说,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对一切灾难片、僵尸片充满了热爱,经常大半夜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就直奔主题: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灾难片?某某僵尸片好不好看?是不是会吓得人家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的那种?——完全不考虑这会对我的夫妻性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有一天半夜,我正在床上做运动,丫又给我打电话,一接通电话就大喊:“牛逼!牛逼!”吓了我一跳,还以为他在我们家卧室装了针孔摄像机,被我的雄姿所折服了呢。结果他说:“《2012》太好看了!”我一阵好奇——2012刚在美国上映,他是怎么看到的?第二天跑到他豆瓣的已看电影里搜索了一下,原来他看的是山寨版,名叫《2012世界末日》,IMDB得分的确很牛逼:1.9分。

          于洋不只是有末世情结这么简单,他是真的相信这些事很快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如何在危机爆发时求生。每次喝酒,他都要拉着我聊这个话题,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酒耕不辍之下,对末日生存的课题,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现在的酒局上,他基本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几杯啤酒下肚,他便开始侃侃而谈——

          “最重要的,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夺取武器!”这明显是美国僵尸片看多了,却忘了人家持枪合法,而我们呢,最多夺取一堆菜刀、西瓜刀、水果刀,剔骨刀都能算作核武器了。

          “然后要囤积食物!”嗯,这也是从僵尸片里学的,自从乔治·罗梅罗1978年的电影《活死人黎明》之后,洗劫超市都成了僵尸片里的必备桥段了。

          “最后开着车往西部走,咱们躲到山区里去,那里安全!”理论到此结束,虽然粗糙,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后来于洋看了美剧《行尸走肉》,有一天半夜忧心忡忡地给我打电话,听声音都快哭了:“完了,完了,山区也不安全了啊,全是僵尸……”当然,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只是攀登科学高峰时一个微不足道的挫折,很快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去乳山,然后找个海岛,与大陆隔绝的那种,我就不信僵尸也会划船?”

          攻克了这个科学难题之后,于洋意气风发,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大的志向:研究2012世界末日如何求生。起初,由于课题过于庞大,他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多准备点好酒、好叶子!喝飞了、抽飞了,死球算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科学!作为一个在科学的海洋里劈波斩浪的科学家,于洋没有放弃,几经沉浮,终于被他研究出了2012世界末日之终极生存利器——2012救生球!

          由于我对科学只知皮毛,所能仅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精彩绝伦的创意:制造一个球状舱室,防水、防火、防碰撞、防高温的那种,里面有水、食物、安全座椅、通风系统和卫生设施等,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内部平稳,救生球再怎么翻滚,坐在里面的人不会旋转。

          于洋老师提出这个创意之后,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娱乐圈,趁着世界还在,去潜规则美女去了。今天看新闻,义乌一位商人,花150万做了一个诺亚方舟,我一看设计和创意,完全跟于洋老师两年前所想的“2012救生球”一模一样!悲哀啊,悲哀,有什么能比这更悲哀呢?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洋老师,结果出人意料,他的理论水平又回到了最当初:“多准备点好酒、好叶子!喝飞了、抽飞了,死球算了!”

           哎,要么说娱乐圈是个腐化的地方呢,连科学家都毁他们手里了。

          链接:浙江义乌商人花150万元建“诺亚方舟”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2-08/09/content_26175242.htm
          http://news.163.com/12/0809/00/88E6QJ1Q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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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超级丹,炒鸡蛋

        天热,日晚倦出门,周末就赖在床上,开着家里唯一的高档家用电器——电风扇,翻闲书看。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足球往事》写得有趣,开篇的“作者自白”里有这样一段:

        “像所有的乌拉圭孩子一样,我也曾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球踢得不错,事实上是非常棒,不过那只是在晚上,当我睡着了的时候。到了白天,我在球场上就像根木桩一样,成为家乡踢过球的小孩中最愚钝的一个。”

        因为这段深有共鸣的话,我几乎是立即就将加莱亚诺引为知己。

        实不相瞒,我也是个体育迷,并且从小就经常出没于各个体育场——别人踢球的时候总要有个人帮忙看着东西嘛,我通常就是那个角色。后来终于被我发现了自己擅长的运动——羽毛球。起初迷上这个运动是因为它的亲民性:它不像乒乓球那样还需要一个球桌,也不像网球那样需要正规的场地,随便找个空地,只要没风,两个人就能玩起来。

        没多久,我就以惊人的天赋征服了众人,他们不再喊我的本名,改用“超级丹”来称呼我。我估摸着之所以这样叫我,定是因为我技术细腻、移动迅速、弹跳惊人、劈杀凶狠,大有林丹之风范,因此沾沾自喜了很久。后来有人忍不住将真相告诉了我:并非叫你“超级丹”,乃“炒鸡蛋”是也——盖因我拿着球拍接球的笨拙动作,看起来酷似端着炒勺炒鸡蛋。

        比起生活跟我开过的那些恶毒的玩笑,这只是个善意、温和的插曲,面对质疑,我像范德彪老师一样微微一笑,不为所动,继续端着球拍炒鸡蛋,继续做林丹的粉丝。

        周星驰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里,气质猥琐的几位大侠受到零零发的嘲讽,身材矮胖的陆小凤辩解道:“高手不一定要长得多英俊,这只不过是你们这些升斗小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西门吹雪不失时机地插嘴:“是啊,难道大侠就不能秃头吗?”

        这当然只是星爷惯用的解构手法。大侠可以猥琐,可以秃头,但是当他要出手的那一刻,再不起眼的人也会闪耀着光芒,笼罩着尊严。林丹毫无疑问是高手,有霸气,有杀气,有王者之风,他若学剑,也会是最顶尖的剑客。

        奥运会开赛至今,林丹和李宗伟的那场决赛,是我看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两个伟大的对手,一场伟大的决赛。同样是炒鸡蛋,林丹把火候掌握到极致了。

        《大内密探零零发》是根据古龙的小说《决战前后》改编的,小说里两个白衣胜雪的顶级剑客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像极了林丹和李宗伟,宿命决定他们只能两个活一个——无需“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如果一生中遇不到这样的对手,那才是身为高手最大的遗憾呢。

        小说里的剑客是孤独的,取胜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只会加深这种孤独。相比之下,羽毛球选手就要可爱多了:无论是林丹取胜后兴奋地绕场狂奔、李永波“基情”四射的庆祝,还是李宗伟落寞的背影、教练无语的宽慰,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动。

        ——与冷冰冰的“剑”不同,“炒鸡蛋”毕竟是带着烟火气和尘世的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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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躺着中枪

          外地朋友来青岛避暑,让我带她品尝青岛的特色小吃,我于是领她去了劈柴院,烤鱿鱼蒸海胆拌凉粉辣蛤蜊都是“常规武器”,吃完之后我们还来了份“生化武器”——臭豆腐。这家的臭豆腐一听名字就特别臭,叫“国足臭豆腐”。

          我一边咀嚼着臭豆腐,一边思考人生。古人云:“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那么与之相反的应该是:恨他,就把他的名字放到臭豆腐前面。不过,得有多大的愤恨才会这么做啊!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百姓们对贪官包龙星恨之入骨,卖臭豆腐的叫卖:“包大人,油炸包大人,油炸包龙星啊!”易容出行的包龙星不服:“喂,兄弟,明明是炸臭豆腐,关包龙星什么事呀?”卖臭豆腐的:“包龙星那个狗官,比臭豆腐还臭啊!”想必这也就是“国足臭豆腐”这一店名的由来吧。

          两个英国人见面没话说就聊天气,两个中国人见面没话说就聊中国足球,同仇敌忾,立即就能拉近关系,好似成了同一阵线的战友。中国人有拿国足开涮的传统,上到春晚,下到路边摊,国足的娱乐性远远超过观赏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如同某个亘古不变的物理定律一般,国足又毫无悬念地没有进入决赛圈。但缺席不等于被遗忘,在有关奥运的话题里,国足的曝光率丝毫不输于那些夺金拿银的的选手:

          ——16岁女孩叶诗文拿金牌、破世界纪录,外媒质疑叶诗文服用禁药,甚至在她通过药检之后,还有澳大利亚记者认为,叶诗文药检合格只能说明目前的技术还不够先进。对此,有国内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是:真有这种灵药,我们早就给国足吃了!

          ——羽毛球女双选手于洋、王晓理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格,有网友质疑:为何赛前不向国足学习一下打假球的技能?为何李永波不向谢亚龙取经?国足唯一擅长的东西居然被你们无情地忽略了!

          ——青岛小伙儿张继科乒乓球男单夺冠,竟然也跟国足有关:张继科的父亲张传铭曾是乒乓球专业队员,却对足球情有独钟,“继科”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巴西传奇球星“济科”。张继科小时候踢足球,1993年中国男足兵败也门,张传铭很生气:“当时我就跟儿子说,儿子咱不踢球了,改打乒乓球,爸爸可以教你一辈子!”后来,国足继续兵败,张继科却已然成为世界乒坛第一人。

          科恩兄弟有一部电影叫《缺席的人》,是一部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人生如戏,如果连自己那场戏都“缺席”的话,那得多可悲。国足恰恰相反,该出席不该出席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影子,这也是一种悲剧——传说中的“躺着中枪”,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吧。

          专栏作家刘原为国足鸣冤:“别咒骂国足。他们只是没做好自己那份职业,但他们没往你食品里下毒,没拆你的房……他们没损害过你的任何利益。”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人们对国足的埋怨已经不包含多大的愤怒在里面了,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调侃,就像有个词叫“损友”一样,能拿来调笑的,都是关系好的朋友。所以说归说,我们还是希望下一届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能看到国足出现在赛场上,而不是口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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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奥运与谋杀

          就像有人每隔几天就要吃顿红烧肉过过嘴瘾一样,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找本侦探小说看看,尤其是夏天,每每读到汗毛倒竖冷汗直流,有时候实在害怕就跑到派出所门口找棵树底下蹲着看——安全第一嘛。这几天晨昏颠倒看奥运,迷迷糊糊间忽然想到:其实体育比赛跟侦探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奥运会的魅力,有人认为在于“更高、更快、更强”的挑战精神,有人认为在于力与美的完美结合,我倒觉得,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在于悬念——冠军只有一个,鹿死谁手?其实不单是这个,整个奥运会就是一场未经彩排、也没人知道结局的悬念大戏,而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那种:谁会夺得奥运首金?中国代表团能拿多少金牌?博尔特能像训练时那样跑进9秒4吗?菲尔普斯这次能拿几个冠军?西班牙队能继世界杯和欧洲杯之后再在奥运会足球比赛中夺魁吗?一个个悬念,吸引着我们昼夜不分地顶着黑眼圈守在电视机前不忍离开。

         侦探小说更是如此,基本是由悬念构成和由悬念推动的,让读者享受其中、欲罢不能的,也正是凶手未明时绞尽脑汁地揣测和推断。悬念有多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去剧场看一部由侦探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进门前有小男孩向他推荐香烟,他不耐烦地拒绝了,恶劣的态度激怒了天天在这里卖烟的男孩,他凑上前去,残忍地将话剧里凶手的名字告诉了这个人。这真是非常恶毒的报复,可以想象,本该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现在变得味同嚼蜡,一切的陷阱、诡计,一切的推理、分析,这些看侦探剧时最大的乐趣,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完全不存在了。戏剧没有了悬念,就像植物失去了水。

         从这一点来说,体育运动与侦探小说是一致的:没有人猜出《无人生还》里究竟是谁在不停杀人,就像没人能想到西班牙队竟然连败两场一球未进小组赛即遭淘汰。悬念,是巴乔射出点球前全世界数亿球迷忐忑的心跳,是刘翔冲线前全中国观众企盼的目光。有人说侦探小说是“一次性消费品”,因为一旦知道凶手身份和作案手法,就失去重温一遍的意义和动力了。体育比赛难道不也是如此?当比赛结果已知,哪怕重看录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没有了扣人心弦的等待、没有了激情澎湃的呐喊、没有了血脉贲张的兴奋,体育的魅力还剩多少?

         英国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发祥地,世界上最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瑟芬·铁伊都是英国人,英国还诞生了全世界最富盛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由英国人来举办的奥运会,想必也会是悬念丛丛充满惊喜的。据说奥运开幕式彩排时,现场的大屏幕一直在打的字幕是“save the surprise”,保留惊喜,其实也正是保留悬念。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粉丝,有一次两人一起看阿婆创作的戏剧《捕鼠记》,看到关键处,女王忍不住悄声问道:“到底谁是凶手啊?”阿婆微微一笑:“对不起,我也忘了。”这不正是“save the surprise”的绝佳体现么?

          这个夏天,因为奥运会,因为长于制造悬念的英国人,我已经不太读侦探小说了——未经编排的、正在现实发生着的悬念故事,其精彩是任何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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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一两肉难倒英雄汉

           身为一个胖子,有两样必修的功课不能荒废:一是肥胖史,不掌握这门功课,闲谈间被人问起胖界前辈而哑口,不免给人留下学艺不精的不良印象;二是减肥术,能不能减下去是一回事,精通减肥术起码证明你不是一枚庸庸碌碌自甘堕落的胖子,你还有着朝花夕拾般的美丽遐思,还相信在寂寥的雨巷,有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在等待你的到来。

           出于某种自己都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我从小就对与体重有关的故事异常敏感,要知道那会儿我还是个挑食的小瘦子呢!二十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常看一本叫《故事大王》的少儿刊物,里面有一则故事我至今留有印象。说是某届奥运会,有位志得意满的拳王赛前称重,不料红灯亮起——这哥们儿估计来之前多吃了二两猪头肉,超重了。焦急之下,他脱衣服、脱鞋,最后连太阳镜也摘了,还是不行。这下他真急了,爆了句粗口,气急败坏地吐掉了嘴里的口香糖。说来也神,就在这一刹那,指示灯灭了——一块小小的口香糖竟差点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后来翻闲书又读到这则故事,才知道原来确有其事,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不过主人公并非拳击手,而是一位摔跤手,名叫麦克·法里纳,唯一的悬念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中国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法里纳最终否极泰来拿下比赛也未可知。

           减肥运动开始于19世纪,1863年威廉·班廷出版了第一本明确提出依靠节食减肥的书《一封写给公众的关于减肥的信》,而“减肥”作为一个专用词汇出现,而不再以“去掉多余的肥肉”替代,是在1933年的《柳叶刀》杂志。对于普通人来说,减肥与审美、健康有关,而对运动员来说,减肥则是一门真正的必修课了——尤其是对分重量级的项目来说,多出一两肉,就可能意味着要面对比你高大、壮硕许多的对手,这也直接催生了历届奥运会中一个个“极速减肥”的精彩故事。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美国举重运动员芬奇超出1.5磅,被要求一小时之内减掉超出的体重。芬奇出去蒸了个桑拿,出了一身暴雨似的大汗,可回来时仍超重7盎司。还差15分钟,小伙儿基本已经绝望了,此时他的教练急中生智,三下五除二给芬奇剃了个秃瓢,称重过了!

           “秃瓢减肥法”其实不是美国人的首创,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阿根廷拳手佩尔斯也是超重,这哥们儿心理素质一般,当场愣在磅秤上不知所措,站了将近20分钟!教练赶紧拿来理发推子给佩尔斯剃了个光头,没想到还不行。把鞋底的污垢擦掉,还不行。把磅秤上的灰尘都吹干净了,也没过。最后佩尔斯甚至挤出几滴眼泪来,还是超重。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扫兴,因为问题不是依靠他的智囊团想出更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的,而是磅秤出错了……

           每一个在奥运会上极速减肥的故事都是一篇悬念丛生的短篇小说:要达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又有时间限制,但是你又可以在规则内使出各种鬼点子。这些小说好看归好看,只是对胖子来说不太实用,就拿“秃瓢减肥法”来说吧,除了显得我的脸更大之外,恐怕对减肥毫无帮助。这真是白璧微瑕啊,伤感。

  • 7

    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

        路内的小说《云中人》里有一个章节叫《Lush》,写的是英国一支名叫Lush的乐队,一九八八年成立,一九九八年解散。虽然“记得这个乐队的人并不多,名字不够响亮,音乐也只是一般的时髦”,并且“在他们很红的时候就已经过气,让人联想到某种好吃但易腐的热带水果”,但这却是小说中的“我”在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一支乐队。

        读过小说,我特地去找来Lush的音乐听了一下,的确很一般,可我又完全理解小说中的“我”的那种狂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尤其在少年时代——很容易毫无缘由地疯狂喜欢上一样东西。多年后再回首,或许自己都无法理解当时的热情何来。

        Lush乐队最棒的一张大碟叫《Lovelife》,可偏偏只有这张专辑是买不到的,“我”跑遍了当地的碟片市场,正版的、盗版的、打口的,翻了个底儿掉,仍是踪迹杳然,仿佛尘埃落入荒漠一样消失掉了。后来在一个摇滚论坛上,有个南京师范大学的女孩告诉“我”,她们学校附近的唱片店有卖的。于是“我”不惜坐着火车,而且是在一月的春运高峰期,义无反顾地跑到了南京。买到唱片后,撕开塑封,塞上耳塞,电吉他和女声轰然而起,那时的满足感,恐怕是难以形容的。

        我相信这一定是路内本人的亲身经历,唯有痴迷过的人,才能如此纤毫毕现地写出个中苦乐。路内在小说里描述这种求之不得、百爪挠心地感觉:

        “找唱片的心情,平常人很难体会。是一种渴。你需要它就像在吃了毒蘑菇以后需要一杯水,仅有的水,无可替代的水。那阵子只要路过唱片店就会从脑子里跳出’Lovelife‘的名字,无可救药地钻进去翻弄唱片,十足的变态猎杀者,就纠结在那一个点上。我要她我要她,非她莫属,死而无憾。”

        如此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一下就想起了十几年前的自己。

        1995年我上高一,每天抱着收音机听海外音乐潮,听雀巢咖啡音乐时间,我喜欢上一支名叫Ace Of Base的瑞典乐队,那一年恰好赶上他们发行第二张专辑《The Bridge》,在电台听过之后,喜欢得不得了,我发疯一样满大街地寻找这张专辑,跑遍了中山路、台东的所有音像店,可她就像一个谜,听得着,看不见。那时还没有网络下载这一说,为了能听到专辑里的歌,我只能更加投入地收听电台里的欧美流行音乐节目,偶尔听到一遍《Angel Eyes》或者《Experience Pearls》,便如彩票中奖般地雀跃。那段时间,我甚至做梦都会梦到自己买到了《The Bridge》,醒来后只会愈加渴望。

        终于,在时隔半年之后,我在波螺油子的一家小唱片店里买到了这张专辑,当看到那张熟悉得无以复加的褐色基调的唱片封面出现在货架上,我激动得一阵眩晕,手忙脚乱地掏出十三块钱买下这盘磁带。把磁带放进Walkman,按下Play键,当《Beautiful Life》华丽的前奏响起时,我简直体验到了高潮时才会有的颤栗感。

        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听歌方便多了,有了网络,我们再也不需要迈着两条腿走遍街头巷尾的唱片店,可这种便利,也同时意味着仪式感的丧失——没有付出,何以懂得珍惜?我新歌听得不多,偶尔,某个阳光晴好的午后或者万籁俱寂的深夜,我还是会听一遍《The Bridge》,很难得,隔着一个高中生年龄那般长短的光阴,她还是很好听,依然能打动我,能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清风和雨,苦闷与欢愉;只可惜,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为了一张心爱的唱片而跑断腿的懵懂少年了。

  • 5

    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

          1790年的春天,27岁的法国人塞维尔·德·梅伊斯特进行了一次长达42天的旅行,后来,他将这次旅行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卧室之旅》。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因为这次旅行的全程,都只发生在他的卧室里。

          塞维尔·德·梅伊斯特是一名法国贵族军官,因为一场决斗被判禁足42天,他突发奇想,在自己的卧室里开始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旅行模式:室内旅行。普通的旅行需要交通、食宿的费用,需要行李,需要各种零零碎碎的物件,而卧室之旅让一切简单起来: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件睡衣,和一颗渴求探知的心。

          德·梅伊斯特的旅行既波澜不惊又充满新奇:他锁上门,换上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裤,以旅人而非主人之眼来注视室内的一切。他看到了自己的沙发,赞叹于它高雅的支脚;他看到了自己的床,为床单与睡衣颜色搭配之默契而骄傲。由于心态和角度的变化,每一幅曾经熟稔的画面都让他感到惊奇,就连他的那只叫罗西尼的狗,他的爱人珍妮、他的仆人约安那提,都变得与往日不同。

          这次的旅行经历让他感觉非常满足,以至于八年之后,早已重获自由的他又意犹未尽地进行了第二次旅行,这一次他选择在夜晚出游,通宵达旦地在自己的卧室里游荡,甚至冒险地走到了远至窗台的位置!同样地,他又将冒险经历结集出书,名为《卧室夜游》。

          十八世纪正是西方人在全球疯狂探险的年代,德·梅伊斯特的举动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他的哥哥、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德·梅伊斯特在介绍弟弟的作品时说:塞维尔的目的并不是要讽刺那些伟大的旅行家英雄般的经历,他只是发现了一种更实际的旅行之道,让那些缺乏勇气或财力不足的人也能一圆旅行梦。有了这种方式,即使最懒惰的人在出发寻找快乐之前也将不会有任何借口犹豫不决,因为这样做既不费钱也不费力。

          这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一书中讲过的故事,他在文章里引用了帕斯卡尔《沉思录》里的一句话:“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德·梅伊斯特是法国贵族,有足够大的卧室来供他玩味,对于平均卧室面积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旅行方式恐怕不太适用。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触类旁通地将该理论扩大化——比如,去你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周围来一次旅行,如何?

          这让我想起自己。我曾经在青岛海边的一栋建筑里工作,有一段时间,每天坐在电脑前让我的腰椎和颈椎大为不适,于是每天吃过午饭,我都会出去绕着海边走上一圈,这一无心之举竟让我重新发现了这座城市海岸线之美:赭色的礁石、金黄的沙滩、蔚蓝的天与海,还有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瓦屋顶,在临海的一间酒店的蓄水池里,居然还养着两只懒洋洋的海豹。与德·梅伊斯特同时代的伟大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说过:“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其实奇妙的世界并不一定在远方,问题是:我们可曾用心观察过身边的一切?

          在德·梅伊斯特卧室旅行80年后,尼采读了他的著作并大加赞赏:有些人知道如何利用他们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经验,使自己成为沃土,在这片沃土上每年能结出三次果实,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逐命运之流,就像一个软木塞一样在上面漂来漂去。我们会把人分为两类:一种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另一种人则化神奇为腐朽,绝大部分人是后者,前者则为数寥寥。

          怎么样,准备一件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开始一次属于自己的卧室之旅吧?别被尼采看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