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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些,再靠近些”

    “靠近些,再靠近些”
    ——写给王钧、李隽辉“梦无依处:四方路、黄岛路老城区主题摄影展”

        法国作家厄恩斯特·拉肯说过一段话:“摄影术随处可用,它可以把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值得回忆的情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欢庆,我们的灾难……一件件记录下来,并把它们遗留在历史档案中。”

        这段话写于1856年,时间再往前追溯17年,法国人达盖尔刚刚发明了摄影术。仿佛某种宿命般的巧合,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正好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从乡村到城市,以往那种悠长散漫、田园牧歌般的时间方式和生活方式注定要被嘈杂繁乱的都市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城市生活所创造的心理状态以瞬间印象为主,而处于此种状态下的城市形象的表现,由摄影来担当再合适不过了——摄影的观看方式与生俱来地就是片断性、偶然性。也许可以这么说,摄影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城市的发展与变化进程发有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城市如人,也有自己的记忆。在摄影出现后,记录城市历史的任务,自然地也是历史地落在了摄影师的肩上。在与都市的对话中,他们发现自身,发现都市与自身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发现与我们分享。摄影师的相机便如法师手中的魔杖,将一个个平凡瞬间,凝聚为永恒回忆。一张张照片,记录了一座城市在光阴的悄然前行中踩下的足迹。若干年后,人将老去,记忆褪色,城市面目全非,但这些如珍珠般串起的瞬间,却会不朽。

        王钧和李隽辉与我年岁相仿,确切地说,比我还要小着几岁,在小清新式的糖水片流行的当下,他们选择直面最真实的生活,用粗粝的影像记录市井百态。看他们的作品,似赤足行走在路上,有硌脚的小石子,但更多的是亲近大地的喜悦。这些记录青岛老城生活的作品,一再让我想起何勇的《钟鼓楼》:“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与镶在前海的那道苍白的“金边”相比,这块“抹布”污秽、杂乱,却又奇异的蓬勃、旺盛,充盈着美妙的生命力。

        是摄影,将我们熟视无睹的城市景像与生活细节一一记录在案。同时,摄影特殊的呈现方式也令我们对城市产生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新鲜感。在观看这些作品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于我而言熟稔得简直像左手握右手的城市,竟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疏离感,哪怕我曾因学习和工作在黄县路、四方路一带出没多年。夜幕下的天主教堂、路边的遛狗人、里院中万国旗帜般的晾衣绳、街边席地而坐的醉汉……原来这些景象只入了我的眼,没进了我的心。卡帕摄影思想中的“靠近些,再靠近些”,应当不仅是指代实际距离,更涵括了人心之间的距离。

        一座城市真正的历史,不在资料馆里,不在教科书上,而是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忆中,每一个摄影师的底片上。照片中的老城区,是被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遗忘的角落,也将是下一波城市化进程中被规划和重建的热点,也许再过几年,“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火做饭,说着明儿早晨是吃油条饼干”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场景就将一去不返。好在有这些优秀的作品,让我们在面对后辈人的问询时,不至于哑口无言,让我们在怅然惊醒时,不至于无梦可依。

    活动时间:11月24日(周六)下午两点半开幕;
    持续时间:11月24日 至 12月1日 每天 10:00 – 18:30
    活动地点:青岛市香港东路138号 138艺术仓库
    费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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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壁上一朵小小的花

        电影《笑的大学》里有一段对话。

        审查官向坂问编剧椿一:“搞笑……有那么重要吗?”

        正在俯首奋笔疾书的椿一直起身体,郑重地回答:“很重要。”

        世上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不愉快也不让别人愉快,另一种是自己不愉快也要让别人愉快。横隔在两种人之间的,是一场亘古的战争——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无处不在。

        让人笑,究竟有多重要?戏剧大师果戈理一直坚信着“笑”的力量,他说:“那些能笑的人就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到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洗涤,喜剧进行的战斗不是仅为了暂时的自由,而是为了灵魂的自由。”

        这句话简直就是对电影《笑的大学》的主题最完美的阐释——笑,是对自由的礼赞,源自不受羁绊的心灵。

        《笑之大学》的剧情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1940年秋的日本,政府在战时为了加强文化监管,在警察局设立了演剧检查科。刚从前线回来的审查官向坂是个不苟言笑、不通情理的铁面判官,他掌握着演剧剧本的生杀大权。笑之大学剧团的喜剧作家椿一带着他的剧本来到了向坂的调查室,一场喜剧剧本的搞笑升级拉锯战由此拉开了帷幕。故事发生在七天的时间里,每天向坂的恶意刁难都层层升级,一个个无理的要求向编剧椿一逐个抛出,椿一见招拆招努力应对的同时却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喜剧剧本。连一向厌恶喜剧、希望喜剧从地球上消失的向坂都迷失了初衷,渐渐陶醉在椿一搞笑故事中。甚至帮助椿一修改剧本,使剧本的搞笑程度达到了又一个高峰,然而俩人的政治立场决定二人最终走向了对立……

        电影的场景简陋到了极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故事都在向坂的审查办公室里展开,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张狭小的窗户,将阳光切割成窄小的光柱,射进昏暗的屋子里。两个演员,只依靠彼此间的对话,就撑起了两个小时的戏,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感动,让你有所思。这是最简单的电影,这又是最华丽的电影。

        神作自然出自神人之手,操刀剧本的是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三谷幸喜横跨戏剧、电影、电视三栖,每一处都是佳作迭出,其辛辣讽刺的笔触、充满智慧的笑料使他自成一派,电视剧《古畑任三郎》、《别叫我总理》,电影《爆肚风云》、《有顶天酒店》,都出自他的手笔。《笑的大学》不但承继了戏剧前辈们“笑”的传统,更融入了三谷幸喜鲜明的个人风格,以一种现代剧作的视角、悲喜交融的结构方式,向世人展示出了“笑”的力量。

        《笑的大学》最初是以话剧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该剧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上演就风靡日本,此后更是冲出国门,在俄罗斯、英国、韩国等国的舞台被移植上演,反响强烈。2004年,三谷幸喜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新增角色和场景后,被导演星护搬上了大银幕。如今,《笑的大学》落户中国,由北京人艺制作推出了中国本土化的版本《喜剧的忧伤》,主演是陈道明和何冰。始于话剧,归于话剧,也算是一道轮回。

        笑与哭、平静一起, 构成了人类抒情的三种最基本、最核心的方式。人类虽然是在哭声中呱呱坠地的,可笑却比哭要更胜一筹——有芬兰的科学家做过实验,表明笑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悲伤等其它情感的表达方式则需要通过亲身体验、并逐渐模仿学习。电影名为《笑的大学》,除了椿一所供职的剧社名为“笑的大学”之外,另外的原因则是,此次审查对审查官向坂来说,不啻于一次灵魂的洗礼,一次重新会笑的学习历程。人生而会笑,何以向坂却丧失了这种能力?影片有过交代,向坂刚从残酷的前线回来,战争异化人性竟然至此,连最简单的“笑”都已不会,又何尝会有爱,有恨,有愉悦,有悲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反派的战争,电影里咄咄逼人的审查官,在无常的生活面前,也是可怜的受害者。

        战争的闯入,带来的不仅仅是灾难、损失和死亡,由于它搅乱了既有的秩序,令人们的心灵遭受重创。因而在编剧椿一看来,“笑”是为了让人们“找回活下去的勇气”,在他的手里,“笑”是被作为了武器,喜剧则成为了载体,因此他的坚强就表现为在隐忍的外表下坚持着自己的目标。讽刺的是,剧本最终通过审查,并非因为他一次次不惜力的修改所致,而是因为他被应征入伍了。他在被通知参军的那天晚上,做了自毁式的修改——再也不顾审查官不许搞笑的警告,写出了一部有86次笑点的剧本。这一次向坂却饶过了他,其实并非因为这次的剧本真的特别好,而是带着点“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无奈在里头。

        电影结尾,即将服兵役的椿一最后一次离开审查办公室,向来冷峻,始终宣扬“为国捐躯”精神的向坂冲了出来,对椿一大喊:“活着回来啊!为国捐躯什么的,不要去想。你自己不是这样写的吗:要死的话,也是为‘锅’捐躯!”椿一惊喜地问:“你也赞同这句台词了啊?”向坂点点头:“太喜欢了!”然后两个人隔着一条空空的走廊,一边笑,一边哭。人类的情感在这一瞬间,肆无忌惮地迸发出来。这是人性的复苏,即便在制度的铁壁上,也能开出小小的花朵。战争暴露出人类的渺小,却也彰显出人性的光芒。

        悲剧的核心就在于知道没有结果还义无反顾的去做,从这一点上来说,笑点很奇怪的《笑的大学》其实背负了一个悲剧的主题在给观众讲一个笑话,而且这个笑话真的不太笑得出来。悲剧给人带来信仰,喜剧则令人反思。也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完美融合与交织,赋予了《笑的大学》在全世界都有共鸣、都能成功的神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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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哥

     

        旦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拿他的名字调笑。旦哥艺名宋不文,本名宋旦华,据他说,他的名字本是“诞生”之“诞”,报户口的时候,派出所民警学识有限,顺手给写了个更简单的“元旦”的“旦”。呜呼哀哉,从此之后,华诞变成了松花蛋。

        旦哥瘦骨嶙峋,长得像个吸毒者,从前在报社上夜班,经常在繁星满天的下班路上就被警察拦住了,伸手一指:“你,身份证!”后来旦哥认识了我们这伙人,从“道友”变成了酒鬼,经常下了夜班之后喊我们喝一场,然后带着一身酒气,似一根竹竿似的左右摇晃着往家走,像极了金庸笔下的色鬼云中鹤。单女妇女见了他,两里地之外就豕突狼奔地逃亡了。警察也对他没了兴趣,一个浑身酒味的家伙不会是吸毒者。吸毒的人对酒没兴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拯救了旦哥——就算他脾气好,可也架不住天天晚上被警察盘问,万一哪天心情不好,没准就成了杨+第二。

        我们在酒馆喝酒,有时会来新朋友,这时我会主动负责介绍:“这位是纯子……这位是咸子……这位是洋子……”到了旦哥那里,刚说到:“这位是……”旦哥就忙不迭地打断我:“叫我旦华就行!”

        有一次,闲来无事,几个人在QQ群里拆字玩。

        学义使坏,说:帮我测一下‘旦’字吧。

        我顿时来了精神:“旦”,上“日”下“一”,意思是一生只能日一次,慎重为好啊!

        旦哥连忙辩解:胡扯,“旦”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

        我没搭理他,又说:“旦”形同“且”,“且”字在古代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但是“旦”字是断开的,说明此人被阉,乃“阉人”之意。

        老柴也掺和进来:“旦”,也可解释为不宜行房事——“日”字下面一具尸,干了就死啊!

        学义说:“旦”字是口被堵上,下面的一横是木板,说明被灭口之后躺在木板上了。

        旦哥很崩溃:“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意思!太阳……”

        这时大熊忍不住了,蹦出来喊了一句:你复读机啊你!

        另有一次,我从网上偶得一个上联,叫“鲁智深撸自身撸至深处鲁自呻”。我把上联发到QQ群里求下联,结果是每个人都用旦哥的名字来对,学义这个流氓写的是“宋旦华送蛋花送完蛋花宋蛋滑”。

        旦哥虽然一直鼓吹自己是下半身诗人,悬疑小说作家,报社首席编辑,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人看起来就很没文化的样子。旦哥唯一一次跟文化扯上关系,还是个误会。有次在酒馆喝酒,谈起了东部刚开的一家书店,叫“蛋花书社”,我们调侃,说肯定是旦哥开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书法家海涛竟信以为真,回家研墨提笔,帮旦哥写了好多张“蛋花书社”的字联。

        虽然我们每次去啤酒屋喝酒,都要开玩笑地喊一句:“老板,来一盘宋旦华!噢不,松花蛋!”可旦哥从来没有生气过,最多竖起中指问问你:“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或者是喝高了之后挨个致敬:Fuck you!Fuck you!当然,这也是没有恶意的,而且从拆字的角度也能解释:“旦”字,上“日”,下“一”,“一”代表一切万物,所以“旦”的意思是:日一切,所以他不停地说Fuck you这句话。

        有句话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后来我就被惊雷给劈了一下。有位朋友,复旦大学毕业的,说起学校名字的来源,说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从《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句选来的。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啊,“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不就是“旦华”么!原来旦哥的名字来头恁大,让我想起了段誉初识王语嫣,盛赞其名字“语笑嫣然,和蔼可亲”,论文采,可比旦哥的名字差远了。能跟旦哥一拼的,大概也只有木婉清了,她的名字出自《诗经》,“有美一人,婉如清扬”。下一句是:“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说的就是我们跟旦哥的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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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青春重逢,与青春告别

       我们一动不动地躺在水底,看着水面上的树叶和一些东西漂过去,支离破碎的岁月马不停蹄地离去,倏忽十三年。1999年在大学宿舍里跟同学一起傻笑着看《美国派》的人,现在大都已是为人父母、为人前辈的中年人,疲于奔命的我们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各自曲折、各自悲哀,没有多余的精力拿来怀旧,遑论重聚。电影里的主角们比我们幸运,在《美国派3:美国婚礼》近十年后,原班人马再聚首,为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重逢于久违了的东瀑布中学。
      
       《美国派》第一集公映于1999年,对于青春性喜剧来说,这是一部旗帜性的作品,几乎成了此类影片的代名词。《美国派》绝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而且它也压根儿就没想去伟大,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在于它无比真实地重现了那段荷尔蒙四射费洛蒙乱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与已经拍到第七集的番外篇不同,《美国派4:美国重逢》是这一系列的正统续集,十三年前那四个一门心思要告别处男生涯的高中生,现在已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每个人的境遇虽有不同——有人结婚生子、有人功成名就、也有人为了五斗米在公司里忍气吞声就像身边的你我他,可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中年危机:吉姆没有了与妻子做爱的激情、奥兹的事业处于瓶颈期、芬奇对日复一日的呆板生活充满了厌倦……这种情形之下,同学聚会虽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可绝对是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
      
       虽是青春性喜剧的续作,可《美国派4》却是实实在在拍给中年人看的,个中的无奈、心酸甚至笑料,唯有已有家庭、有过人生阅历的人才能体会。太年轻的人看这部电影会觉得不过瘾,因为一帮三十多岁的老男人,有家庭有事业,再怎么搞笑,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绝不会像今年的另一部喜剧片《X计划》那样疯狂和无节制——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中年人犯错,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十三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多少事?吉姆高中毕业时许愿:“我要像里奇·马丁那样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十三年后,里奇·马丁已经不喜欢女人,改喜欢男人了。我们的青春呵,这个曾经容留我们的光鲜的宫殿,如今它那长满青苔的石阶除了寂寞地等待着黑夜降临,毫无办法。
      
       《美国派4》的开头与第一集如出一辙:女人的呻吟声、晃动的床铺,镜头慢慢上摇……这时最本质的区别出现了:第一集是正在看着A片打飞机的吉姆,第四集则是晃动着身体哄怀里的孩子睡觉的吉姆妻子。
      
       ——在岁月面前,一切喜剧都烙上了悲剧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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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故乡的云,故乡的面

        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南极料理人》。一群科考队员,在花不香鸟不语没有企鹅没有海狮甚至连细菌都没有的南极,除了单调乏味的工作,每天唯一的期待就是好手艺的大厨那花样翻新的料理。有一天半夜,熟睡的厨师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枚如丧考妣的大叔,厨师以为出了大事,结果大叔带着哭腔说了五个字:“没有拉面了……”

        没有拉面了。听起来有些滑稽——这算什么大事呢?可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电影里那个拉面控大叔,自从得知拉面被吃光了的噩耗,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万念俱灰。不管厨师烹饪出多么美味的帝王蟹,也无法抚平他的痛苦。他哭着对厨师说:“我这个人是拉面做的,我的人生没有了拉面就活不下去。”

        这个世界上与人最亲近的恐怕就是食物,不仅拯救人的胃,还能温暖人的心。一茶一饭,看似简单,却是最含糊不得的。日本人对拉面有特殊的感情,吃别的饭时都不出声,唯独吃面,必定要吃出“嗖嗖”的嘬嘴声,以示好吃,否则便是对厨师的不礼貌。

        伦敦奥运会,日本队银牌成堆,金牌却不多。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分析:奥运村里糟糕的饮食是影响日本队发挥的一大原因。日本运动员对此也是怨声载道,说烤肉,“熟是熟了,但是一点也没有味道”;说日式大酱汤,“里面放的东西和日本完全不一样”。倒是没提拉面,不过相信像《南极料理人》里那位大叔一样的拉面控,在日本队里也不在少数。

        英国人在饮食上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在一个以炸鱼和薯条为国食、在一个主妇以会开罐头而非懂烹饪为荣的国家,怎么可能“吃好喝好”?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在《吃懂法兰西》里面写:“我的味蕾在青年时期肯定已经发育成形了,但我想它们完全没有派上用场。食品只是燃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引起食欲的燃料。”直到他后来因为工作去了法国,才发现饕餮之趣:“第一口咬在法国面包和法国黄油上,我那还在沉睡中的味蕾突然苏醒了,一阵痉挛……我失去了我的童贞,那种对美食一无所知的童贞。”

        在伦敦没吃好的不只日本人,韩国人也对奥运村的饭菜失望透顶,为了能吃饱,他们在去餐厅吃饭时,每个人都会带一桶自备的辛拉面。当然,对于韩国人来说,最钟爱的还是泡菜,两年前的南非世界杯,由于高丽泡菜在空运往南非的途中发生霉变,差点引起韩国队的罢赛。今年的韩国国奥队比较幸运,小组出线之后搬出了奥运村,随队的专职料理师为他们烹饪了泡菜汤和辣炒猪肉两道大餐,吃饱喝足的韩国队也得以大发神威,一举打入半决赛,并最终击败吃不到拉面的日本人,夺得铜牌。相信这枚宝贵的铜牌,一定饱含着泡菜的味道。

        电影《南极料理人》里,厨师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正宗的日本拉面。就像一个节日,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团坐在餐桌前,双手合十道一声“我开动了”,迫不及待地端起面碗,急切却又庄重地吃起面来。这不仅是一餐饭,更是一个仪式。屋外,是变幻莫测的极光,绚烂无匹,可这又如何?此刻,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来得重要。

        故乡的餐食,就如同故乡的朵朵白云,是一根长长的红线,拴着游子的心。对《南极料理人》里科学家是这样,对远在伦敦征战奥运的运动员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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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救生球

          于洋是个充满末世情节的人——或者说,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对一切灾难片、僵尸片充满了热爱,经常大半夜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就直奔主题: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灾难片?某某僵尸片好不好看?是不是会吓得人家小心肝扑通扑通直跳的那种?——完全不考虑这会对我的夫妻性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有一天半夜,我正在床上做运动,丫又给我打电话,一接通电话就大喊:“牛逼!牛逼!”吓了我一跳,还以为他在我们家卧室装了针孔摄像机,被我的雄姿所折服了呢。结果他说:“《2012》太好看了!”我一阵好奇——2012刚在美国上映,他是怎么看到的?第二天跑到他豆瓣的已看电影里搜索了一下,原来他看的是山寨版,名叫《2012世界末日》,IMDB得分的确很牛逼:1.9分。

          于洋不只是有末世情结这么简单,他是真的相信这些事很快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多年以来,他一直在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如何在危机爆发时求生。每次喝酒,他都要拉着我聊这个话题,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酒耕不辍之下,对末日生存的课题,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现在的酒局上,他基本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几杯啤酒下肚,他便开始侃侃而谈——

          “最重要的,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夺取武器!”这明显是美国僵尸片看多了,却忘了人家持枪合法,而我们呢,最多夺取一堆菜刀、西瓜刀、水果刀,剔骨刀都能算作核武器了。

          “然后要囤积食物!”嗯,这也是从僵尸片里学的,自从乔治·罗梅罗1978年的电影《活死人黎明》之后,洗劫超市都成了僵尸片里的必备桥段了。

          “最后开着车往西部走,咱们躲到山区里去,那里安全!”理论到此结束,虽然粗糙,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后来于洋看了美剧《行尸走肉》,有一天半夜忧心忡忡地给我打电话,听声音都快哭了:“完了,完了,山区也不安全了啊,全是僵尸……”当然,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只是攀登科学高峰时一个微不足道的挫折,很快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去乳山,然后找个海岛,与大陆隔绝的那种,我就不信僵尸也会划船?”

          攻克了这个科学难题之后,于洋意气风发,把目光投向了更远大的志向:研究2012世界末日如何求生。起初,由于课题过于庞大,他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多准备点好酒、好叶子!喝飞了、抽飞了,死球算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科学!作为一个在科学的海洋里劈波斩浪的科学家,于洋没有放弃,几经沉浮,终于被他研究出了2012世界末日之终极生存利器——2012救生球!

          由于我对科学只知皮毛,所能仅能大致描述一下这个精彩绝伦的创意:制造一个球状舱室,防水、防火、防碰撞、防高温的那种,里面有水、食物、安全座椅、通风系统和卫生设施等,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内部平稳,救生球再怎么翻滚,坐在里面的人不会旋转。

          于洋老师提出这个创意之后,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娱乐圈,趁着世界还在,去潜规则美女去了。今天看新闻,义乌一位商人,花150万做了一个诺亚方舟,我一看设计和创意,完全跟于洋老师两年前所想的“2012救生球”一模一样!悲哀啊,悲哀,有什么能比这更悲哀呢?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洋老师,结果出人意料,他的理论水平又回到了最当初:“多准备点好酒、好叶子!喝飞了、抽飞了,死球算了!”

           哎,要么说娱乐圈是个腐化的地方呢,连科学家都毁他们手里了。

          链接:浙江义乌商人花150万元建“诺亚方舟”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2-08/09/content_26175242.htm
          http://news.163.com/12/0809/00/88E6QJ1Q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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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超级丹,炒鸡蛋

        天热,日晚倦出门,周末就赖在床上,开着家里唯一的高档家用电器——电风扇,翻闲书看。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足球往事》写得有趣,开篇的“作者自白”里有这样一段:

        “像所有的乌拉圭孩子一样,我也曾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的球踢得不错,事实上是非常棒,不过那只是在晚上,当我睡着了的时候。到了白天,我在球场上就像根木桩一样,成为家乡踢过球的小孩中最愚钝的一个。”

        因为这段深有共鸣的话,我几乎是立即就将加莱亚诺引为知己。

        实不相瞒,我也是个体育迷,并且从小就经常出没于各个体育场——别人踢球的时候总要有个人帮忙看着东西嘛,我通常就是那个角色。后来终于被我发现了自己擅长的运动——羽毛球。起初迷上这个运动是因为它的亲民性:它不像乒乓球那样还需要一个球桌,也不像网球那样需要正规的场地,随便找个空地,只要没风,两个人就能玩起来。

        没多久,我就以惊人的天赋征服了众人,他们不再喊我的本名,改用“超级丹”来称呼我。我估摸着之所以这样叫我,定是因为我技术细腻、移动迅速、弹跳惊人、劈杀凶狠,大有林丹之风范,因此沾沾自喜了很久。后来有人忍不住将真相告诉了我:并非叫你“超级丹”,乃“炒鸡蛋”是也——盖因我拿着球拍接球的笨拙动作,看起来酷似端着炒勺炒鸡蛋。

        比起生活跟我开过的那些恶毒的玩笑,这只是个善意、温和的插曲,面对质疑,我像范德彪老师一样微微一笑,不为所动,继续端着球拍炒鸡蛋,继续做林丹的粉丝。

        周星驰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里,气质猥琐的几位大侠受到零零发的嘲讽,身材矮胖的陆小凤辩解道:“高手不一定要长得多英俊,这只不过是你们这些升斗小民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西门吹雪不失时机地插嘴:“是啊,难道大侠就不能秃头吗?”

        这当然只是星爷惯用的解构手法。大侠可以猥琐,可以秃头,但是当他要出手的那一刻,再不起眼的人也会闪耀着光芒,笼罩着尊严。林丹毫无疑问是高手,有霸气,有杀气,有王者之风,他若学剑,也会是最顶尖的剑客。

        奥运会开赛至今,林丹和李宗伟的那场决赛,是我看过的最刺激的一场比赛。两个伟大的对手,一场伟大的决赛。同样是炒鸡蛋,林丹把火候掌握到极致了。

        《大内密探零零发》是根据古龙的小说《决战前后》改编的,小说里两个白衣胜雪的顶级剑客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像极了林丹和李宗伟,宿命决定他们只能两个活一个——无需“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如果一生中遇不到这样的对手,那才是身为高手最大的遗憾呢。

        小说里的剑客是孤独的,取胜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只会加深这种孤独。相比之下,羽毛球选手就要可爱多了:无论是林丹取胜后兴奋地绕场狂奔、李永波“基情”四射的庆祝,还是李宗伟落寞的背影、教练无语的宽慰,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动。

        ——与冷冰冰的“剑”不同,“炒鸡蛋”毕竟是带着烟火气和尘世的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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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躺着中枪

          外地朋友来青岛避暑,让我带她品尝青岛的特色小吃,我于是领她去了劈柴院,烤鱿鱼蒸海胆拌凉粉辣蛤蜊都是“常规武器”,吃完之后我们还来了份“生化武器”——臭豆腐。这家的臭豆腐一听名字就特别臭,叫“国足臭豆腐”。

          我一边咀嚼着臭豆腐,一边思考人生。古人云:“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那么与之相反的应该是:恨他,就把他的名字放到臭豆腐前面。不过,得有多大的愤恨才会这么做啊!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百姓们对贪官包龙星恨之入骨,卖臭豆腐的叫卖:“包大人,油炸包大人,油炸包龙星啊!”易容出行的包龙星不服:“喂,兄弟,明明是炸臭豆腐,关包龙星什么事呀?”卖臭豆腐的:“包龙星那个狗官,比臭豆腐还臭啊!”想必这也就是“国足臭豆腐”这一店名的由来吧。

          两个英国人见面没话说就聊天气,两个中国人见面没话说就聊中国足球,同仇敌忾,立即就能拉近关系,好似成了同一阵线的战友。中国人有拿国足开涮的传统,上到春晚,下到路边摊,国足的娱乐性远远超过观赏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如同某个亘古不变的物理定律一般,国足又毫无悬念地没有进入决赛圈。但缺席不等于被遗忘,在有关奥运的话题里,国足的曝光率丝毫不输于那些夺金拿银的的选手:

          ——16岁女孩叶诗文拿金牌、破世界纪录,外媒质疑叶诗文服用禁药,甚至在她通过药检之后,还有澳大利亚记者认为,叶诗文药检合格只能说明目前的技术还不够先进。对此,有国内报纸头版头条的标题是:真有这种灵药,我们早就给国足吃了!

          ——羽毛球女双选手于洋、王晓理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格,有网友质疑:为何赛前不向国足学习一下打假球的技能?为何李永波不向谢亚龙取经?国足唯一擅长的东西居然被你们无情地忽略了!

          ——青岛小伙儿张继科乒乓球男单夺冠,竟然也跟国足有关:张继科的父亲张传铭曾是乒乓球专业队员,却对足球情有独钟,“继科”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巴西传奇球星“济科”。张继科小时候踢足球,1993年中国男足兵败也门,张传铭很生气:“当时我就跟儿子说,儿子咱不踢球了,改打乒乓球,爸爸可以教你一辈子!”后来,国足继续兵败,张继科却已然成为世界乒坛第一人。

          科恩兄弟有一部电影叫《缺席的人》,是一部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人生如戏,如果连自己那场戏都“缺席”的话,那得多可悲。国足恰恰相反,该出席不该出席的地方都有他们的影子,这也是一种悲剧——传说中的“躺着中枪”,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吧。

          专栏作家刘原为国足鸣冤:“别咒骂国足。他们只是没做好自己那份职业,但他们没往你食品里下毒,没拆你的房……他们没损害过你的任何利益。”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人们对国足的埋怨已经不包含多大的愤怒在里面了,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调侃,就像有个词叫“损友”一样,能拿来调笑的,都是关系好的朋友。所以说归说,我们还是希望下一届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能看到国足出现在赛场上,而不是口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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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奥运与谋杀

          就像有人每隔几天就要吃顿红烧肉过过嘴瘾一样,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找本侦探小说看看,尤其是夏天,每每读到汗毛倒竖冷汗直流,有时候实在害怕就跑到派出所门口找棵树底下蹲着看——安全第一嘛。这几天晨昏颠倒看奥运,迷迷糊糊间忽然想到:其实体育比赛跟侦探小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奥运会的魅力,有人认为在于“更高、更快、更强”的挑战精神,有人认为在于力与美的完美结合,我倒觉得,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在于悬念——冠军只有一个,鹿死谁手?其实不单是这个,整个奥运会就是一场未经彩排、也没人知道结局的悬念大戏,而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那种:谁会夺得奥运首金?中国代表团能拿多少金牌?博尔特能像训练时那样跑进9秒4吗?菲尔普斯这次能拿几个冠军?西班牙队能继世界杯和欧洲杯之后再在奥运会足球比赛中夺魁吗?一个个悬念,吸引着我们昼夜不分地顶着黑眼圈守在电视机前不忍离开。

         侦探小说更是如此,基本是由悬念构成和由悬念推动的,让读者享受其中、欲罢不能的,也正是凶手未明时绞尽脑汁地揣测和推断。悬念有多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去剧场看一部由侦探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进门前有小男孩向他推荐香烟,他不耐烦地拒绝了,恶劣的态度激怒了天天在这里卖烟的男孩,他凑上前去,残忍地将话剧里凶手的名字告诉了这个人。这真是非常恶毒的报复,可以想象,本该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现在变得味同嚼蜡,一切的陷阱、诡计,一切的推理、分析,这些看侦探剧时最大的乐趣,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完全不存在了。戏剧没有了悬念,就像植物失去了水。

         从这一点来说,体育运动与侦探小说是一致的:没有人猜出《无人生还》里究竟是谁在不停杀人,就像没人能想到西班牙队竟然连败两场一球未进小组赛即遭淘汰。悬念,是巴乔射出点球前全世界数亿球迷忐忑的心跳,是刘翔冲线前全中国观众企盼的目光。有人说侦探小说是“一次性消费品”,因为一旦知道凶手身份和作案手法,就失去重温一遍的意义和动力了。体育比赛难道不也是如此?当比赛结果已知,哪怕重看录像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没有了扣人心弦的等待、没有了激情澎湃的呐喊、没有了血脉贲张的兴奋,体育的魅力还剩多少?

         英国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发祥地,世界上最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瑟芬·铁伊都是英国人,英国还诞生了全世界最富盛名的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由英国人来举办的奥运会,想必也会是悬念丛丛充满惊喜的。据说奥运开幕式彩排时,现场的大屏幕一直在打的字幕是“save the surprise”,保留惊喜,其实也正是保留悬念。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粉丝,有一次两人一起看阿婆创作的戏剧《捕鼠记》,看到关键处,女王忍不住悄声问道:“到底谁是凶手啊?”阿婆微微一笑:“对不起,我也忘了。”这不正是“save the surprise”的绝佳体现么?

          这个夏天,因为奥运会,因为长于制造悬念的英国人,我已经不太读侦探小说了——未经编排的、正在现实发生着的悬念故事,其精彩是任何作家也虚构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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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随笔】一两肉难倒英雄汉

           身为一个胖子,有两样必修的功课不能荒废:一是肥胖史,不掌握这门功课,闲谈间被人问起胖界前辈而哑口,不免给人留下学艺不精的不良印象;二是减肥术,能不能减下去是一回事,精通减肥术起码证明你不是一枚庸庸碌碌自甘堕落的胖子,你还有着朝花夕拾般的美丽遐思,还相信在寂寥的雨巷,有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在等待你的到来。

           出于某种自己都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我从小就对与体重有关的故事异常敏感,要知道那会儿我还是个挑食的小瘦子呢!二十多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常看一本叫《故事大王》的少儿刊物,里面有一则故事我至今留有印象。说是某届奥运会,有位志得意满的拳王赛前称重,不料红灯亮起——这哥们儿估计来之前多吃了二两猪头肉,超重了。焦急之下,他脱衣服、脱鞋,最后连太阳镜也摘了,还是不行。这下他真急了,爆了句粗口,气急败坏地吐掉了嘴里的口香糖。说来也神,就在这一刹那,指示灯灭了——一块小小的口香糖竟差点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后来翻闲书又读到这则故事,才知道原来确有其事,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不过主人公并非拳击手,而是一位摔跤手,名叫麦克·法里纳,唯一的悬念是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中国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法里纳最终否极泰来拿下比赛也未可知。

           减肥运动开始于19世纪,1863年威廉·班廷出版了第一本明确提出依靠节食减肥的书《一封写给公众的关于减肥的信》,而“减肥”作为一个专用词汇出现,而不再以“去掉多余的肥肉”替代,是在1933年的《柳叶刀》杂志。对于普通人来说,减肥与审美、健康有关,而对运动员来说,减肥则是一门真正的必修课了——尤其是对分重量级的项目来说,多出一两肉,就可能意味着要面对比你高大、壮硕许多的对手,这也直接催生了历届奥运会中一个个“极速减肥”的精彩故事。

           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美国举重运动员芬奇超出1.5磅,被要求一小时之内减掉超出的体重。芬奇出去蒸了个桑拿,出了一身暴雨似的大汗,可回来时仍超重7盎司。还差15分钟,小伙儿基本已经绝望了,此时他的教练急中生智,三下五除二给芬奇剃了个秃瓢,称重过了!

           “秃瓢减肥法”其实不是美国人的首创,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阿根廷拳手佩尔斯也是超重,这哥们儿心理素质一般,当场愣在磅秤上不知所措,站了将近20分钟!教练赶紧拿来理发推子给佩尔斯剃了个光头,没想到还不行。把鞋底的污垢擦掉,还不行。把磅秤上的灰尘都吹干净了,也没过。最后佩尔斯甚至挤出几滴眼泪来,还是超重。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些扫兴,因为问题不是依靠他的智囊团想出更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的,而是磅秤出错了……

           每一个在奥运会上极速减肥的故事都是一篇悬念丛生的短篇小说:要达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又有时间限制,但是你又可以在规则内使出各种鬼点子。这些小说好看归好看,只是对胖子来说不太实用,就拿“秃瓢减肥法”来说吧,除了显得我的脸更大之外,恐怕对减肥毫无帮助。这真是白璧微瑕啊,伤感。